认知好自己，把持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做到转世而不被世转，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

[23]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页。此外，由于生活的衍流变化，中国自由观念不仅呈现出由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而且还在续写着由现代向后现代发展的可能，继续丰富着自身的民族特质。

另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著作中也体现着这种古代人的自由。所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德性的呈现就是主体的自由，德性自由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的自由。牟宗三提出发展健康的自由主义。家族随之成为新的社会主体，享有社会权利并掌握政治权力，也即成为自由的享有者。人作为主体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践履具体的德行，而且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德性，也就是本体论上的普遍主体性。

（一）王权时代自由观念的特质：宗族自由 中国的王权时代是前轴心时期的春秋战国乃至西周之前的时代。现代性生活方式是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取代了前现代的家族，而核心家庭与传统家族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以独立个体为基础而组建的家庭模式，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于社会权利的分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非家庭。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隐公摄君位，不行即位礼。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他把折中、弥缝作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害怕按汉代公羊学者的解释而与《左传》《穀梁》造成分歧，落下被人指责的把柄，故有如下一段评论：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

原意是，孔子修《春秋》因年代远近不同，所据材料详略不同，事件、人物与记载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故在用辞上自然有所不同。(19)《龚自珍合集》第一辑《尊隐》，第87-88页。

②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曾评价凌曙、陈立著作云：晓楼盖亦好刘氏之学者，而溯其源于董氏，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我们详审上述观念即能体会到：理论的概括确实具有从具体达到抽象和纲举目张的意义。②《春秋属辞》卷一存策书之大体。

用这种标准来看待公羊学，他极不满意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认为它们支离拘窒，毫不足取，故弃之若敝屣，另来一套。由《公羊传》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到何休推进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构成公羊学张三世的重要命题，庄存与《春秋正辞》中对此有恰当的释读，很符合于公共阐释所指理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的要求。陈立不能深刻领会公羊家法，更不善于发挥。……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一文就是其学术宣言书，集中论述三大紧密联系的问题：一，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春秋》者五经之筅钥也，拨乱反正莫近《春秋》。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一是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

在此书的《叙》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何休是强调受命改制之极其重大、甚至是神圣的意义，新王即位刷新政教、制度有所变革乃是符合天理、天意的事。不可按照刻板的定例去理解，不要拘泥于具体的论断，墨守一、二现成的结论。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陈立与凌曙有师承关系，陈立治公羊学的路数与凌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于凌曙。⑤公羊学家根据夏、商、周三代实行三正，历法不同，而引申出一套理论：三代分别实行三种历法，新朝建立，就要确立新的正朔，规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饰的颜色，说明不同的朝代，制度上必然要有适当的变革。

在社会观察上揭露封建官府、豪绅地主对民众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困苦不堪、流离失所。由庄存与首开其端的清代公羊学，到了刘逢禄手里，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作阐述的具有坚实基础的时代显学。

何休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

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2、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些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

但是，孔广森却不守何休的解释，自立三科九旨，倒退到赵汸的水平。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他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有所认识。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

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迥然不同的两种阐释路数，恰恰一正一反，证明自庄存与至康有为等学者之所以能对公羊学义理大力推进、演出有声有色的场面，就在于符合公共阐释的诸多特征和要领。训诂考据的学术路数严重地限制了他，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决公羊学者借解释《春秋》而发挥的改制之说。

③《春秋正辞》内辞第三，见《皇清经解》卷三七五至卷三八五，学海堂刻本。(27)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第351页。

《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2)《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皇清经解》卷六九一。《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

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孔广森局限于训诂学的方法，严重地障碍了他，使他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

同时发愿要创立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力。此为清代第二部公羊学著作，因而对于引起学者社会注意和研究公羊学说，毕竟有些作用。

(22)康有为：《论语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页。陈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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